古代夫妻之间的称谓，通常有“面称”和“背称”两种，说白点，就是人前一套，人后还有一套，其中的差异颇为有趣。好比如今的社交语言和私密情话之间的迥异一般，在外面会说“我老公、我老婆”如何如何，回到家中则改口叫“亲爱的”了。
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古装戏里常听的“娘子”、“夫人”、“相公”、“郎君”、“官人”等等，这都是“面称”，是夫妻当面称呼对方的，也的确在当时比较普遍。表面上看，夫妻双方还算彼此尊重，可一背过脸去，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
老婆对老公的“背称”还算恭敬，叫“夫君”、“外子”等，老公叫老婆可就不堪入耳了，显得不太厚道。叫“内子”尚算不错了，有的还要加上个“贱”，唤作“贱内”，也有叫“拙荆”的，用现代话翻译，就是“穷女人”。但是千万别误会人家真的穷，“拙荆”、“贱内”在古代可是有文化的官家人用的，贫民百姓一般只能叫“妻”，或者干脆就叫“屋里的”。
夫妻之间的称呼，具浓郁的情感化特征。经数千年演变，如今在外面应酬时的称呼，基本定格在“丈夫、妻子”、“爱人”两种；彼此在家中的昵称，如今也只有“老公、老婆”、“亲爱的”两种了，其中以“亲爱的”最为流行。还有“衰佬”、“衰公”、“死鬼”、“衰婆” 、“婆姨”、“婆娘” 、“孩儿他爹”、“孩儿他娘”、“俺媳妇”、“俺那口子”、“堂客”等等，均属于地方称呼，无法行走全国。
关于丈夫与妻子的由来，大概的情形是这样的。在我国某些部落有抢婚的习俗，女子选择夫婿，主要看这个男子是否够高度，一般以身高一丈为标准，当时的一丈约等于七尺（一尺约合现在的六寸多），有了这个身高一丈的夫婿，才可以抵御强人的抢婚。所以，女子都称她所嫁的男人为“丈夫”。“妻”最早见于《易·系辞》：“人于其官，不见其妻。”但妻在古代不是老婆的通称。《礼记·曲礼下》载：“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庶人曰妻。”看来那时的“妻”只是平民百姓的配偶，是没有身份的。后来，“妻”才渐渐成为所有男人配偶的通称。
老公与老婆的称呼，最早出现在唐代。有个故事说，唐贞元年间，有个叫麦爱新（很微妙的名字）的名人，看妻子年老色衰，就想弃旧纳新，写了一副上联故意放在案头：“荷败莲残，落叶归根成老藕。”妻子看到了，提笔续了一副下联：“禾黄稻熟，吹糠见米现新粮。”麦爱新读了妻子的下联，被妻子的才思敏捷和拳拳爱心打动，便放弃了休妻再娶的念头。妻子见丈夫回心转意，不忘旧情，乃挥笔写道：“老公十分公道。”麦爱新也挥笔写道：“老婆一片婆心。”这个带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很快流传开来，世代传为佳话，从此便有了“老公”和“老婆”这两个词。
那么，“爱人”的叫法又是如何来的呢？据考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称谓词，最早见于新文学作品之中。
上世纪20年代初，郭沫若在诗剧《湘累》中写到：“九嶷山的白云哟，有聚有消；洞庭湖的流水哟，有汐有潮。我的爱人哟，你什么时候回来哟。”鲁迅先生也曾在一首打油诗里用过“爱人”一词。但在较那个时候，“爱人”一词还没有广泛地用于对妻子或丈夫的称呼。上世纪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解放区的一些受新文化运动熏陶的知识分子开始用“爱人”指称自己或对方的配偶。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夫妻之间的称谓，则多是“先生”、“太太”。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男女平等，一些对妇女有歧视色彩的称谓如“屋里的”、“做饭的”不再使用；建国前在国民党统治区使用的“先生”、“太太”也不宜使用。于是“爱人”这一称谓，遍及全国。此时，“爱人”没有了“情人”的含意，只是“妻子”或“丈夫”的别称。而且，当时称呼“爱人”，是比较革命的。当然，“爱人”主要也是“背称”，夫妻之间，更多会直呼其名，而不会当着面就“爱人”长“爱人”短的。
现在的夫妻一般互称“亲爱的”，也有宝贝、心肝、甜甜、心爱的人儿等意思在里面，据说源自于西方语言“darling”（达令），是受到西风东渐和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影响。实际上，这应该算是又一个认识误区。
中国古汉语里早有“亲爱的”一词的替代语，比如“卿”字，在用于男女之间的时候，显然就是“亲爱的”之意，有一个词语叫“卿卿我我”，所反映出的情感温度，丝毫不亚于“亲爱的”。
在《世说新语·惑溺》中就记载了一个故事：“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这个王安丰，就是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
翻译成白话，大概的意思是，王夫人经常不直接喊王戎老爷，而是喊他“卿”，其实就是喊“亲爱的”，让王戎觉得有点肉麻，便拿礼教作幌子，说这样喊不合礼制，要夫人改口。王夫人却振振有辞，说：我是因为爱你，才喊你亲爱的，如果我不能喊你亲爱的，那该谁喊？这位王夫人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直呼老公为“达令”的第一位女人了。（来自新浪博客赵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