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委大院那
與軍隊大院一樣，機關大院文化也是北京大院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以三裡河為中心興建了各大部委的辦公地。隨后各個機關大院也相繼建成。這裡也成了新北京高級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之一，由此形成的大院文化獨具的魅力。
在各機關大院中，計委大院很有代表性，從大院陸續走出過21位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和200多位部長、副部長。當時，計委的紅塔禮堂位列北京四大禮堂之首（其他三個是地質、物資、政協），紅塔禮堂是那時候北京文藝青年心目中最重要的文藝地標。1978年，新中國成立后首位來訪的西方小提琴大師斯特恩選擇紅塔禮堂舉辦他的獨奏音樂會，小澤征爾首次率波士頓交響樂團來京，首演也是在這裡。
如今的計委大院已有幾分落寞，冬天感覺更是如此，在灰色的天空和枯萎的樹枝映襯下，蘇式老樓越發顯得破敗，很多窗戶已沒了玻璃，用塑料編織袋勉強堵上。一幢灰色的舊樓上挂著“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舊居”的牌子，從質地上看像是居民自己制作的，牌子旁張貼著一張“呼吁書”細看之下，才知道這幢樓已列入拆除名錄，居民們想留住的或許不僅僅是這幢舊樓，還有他們與新生的共和國一起走過的日子。
不少孩子從中古友誼小學放學出來，邊走邊興奮地說著話，爺爺奶奶們彎著腰傾聽著，不遠處傳來幾聲“別跑別跑，有車”。天色漸暗，一陣油炸帶魚的香味，不知從哪家哪戶飄出，彌漫在街區裡……計委大院那些年那些事 21位副總理、國務委員從此走出計委大院那些年那些事 21位副總理、國務委員從此走出
曾經的“貴族大院”
地處京城城西三裡河地界的國家計委大院建於1953年，奇怪的是院子蓋好了卻始終沒有建院牆，隻有各個大門前一對磚砌的白色尖頂的“塔式”崗樓，孤零零地佇立了許多年。至於為什麼，誰也講不清楚。起先，大院的四周有鐵絲網，一個連的士兵日夜不停地在那裡站崗巡邏。“大躍進”時，鐵絲網都拿去煉了鋼鐵，警衛也被撤去。以后，大院四周干脆用水泥方磚鋪成小路並在一邊種上樹，權且當作了“象征性”的圍牆。
計委大院的整體布局是學習了蘇聯街坊式住宅的“合圍布局”——一個大的街坊為中心，七個小的“雙周邊”式街坊錯落有致地四面圍繞，把整個大院分割出若干個自然的小院落，非常別致且有特色。
大院中所有的三層樓房都是棕紅色的木大門，深灰色的青磚牆面，溁疑奈蓓斆嫱撸@得庄重和氣派。院中兩處四層樓房則是中西交匯的建筑，方方正正坐落在西側兩個院角處，俗稱“南建委”和“北建委”。
所有的宿舍樓，每個單元裡都建有廚房、衛生間和陽台，並配備了暖氣和上下水設施。四層的宿舍樓除了廚房更寬大外，還加了間浴室。像這樣功能如此完善的住宅，比起北京的四合院住房，算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北京城為數不多的豪華住宅了。
大院中的宿舍樓是按干部的級別分配的：科級、處級干部可以分到一套二居室，副局級以上的干部可以分到一套三居室或四居室，並還可配一套一大二小的沙發。正局級以上的干部家中還可安裝一部電話。那個年代電話並不普及，家中若有電話，幾乎成了一種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如同社會上那些大而全的大院一樣，計委大院裡的各項生活配套也是自成一體，一應俱全。院中有托兒所、幼兒園，還有為學齡兒童設立的計委干部子弟小學，現在這個小學的名字是中古友誼小學。如今這個小學在北京很有名氣，已為大院培養了好幾代人，著名節目主持人陳魯豫等都是出自這個小學。
另外，還有專供機關開會、演出和放電影的計委禮堂（如今的紅塔禮堂）。這個禮堂的音響設備和效果在當時的北京城當屬最好的，大藝術家梅蘭芳和音樂指揮家小澤征爾都曾在這裡演出過。尤其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因經常對外放映內部影片而名噪一時。在這裡承載著很多人的美好記憶。如今的很多知名藝術家當年都是這裡的常客。
大院裡有食堂、糧店、百貨公司、公共澡堂，還有郵局、招待所……應有盡有，如同一個小城市。有人開玩笑地說：差個“火葬場”就齊全了。人們不用出院，生活問題就基本得以解決，十分便利。
同所有機關、軍隊大院一樣，計委大院有著自己的特色和文化底蘊。“紅色的濃厚的政治色彩”當是計委大院的一大特點。
計委大院住著近兩千多名機關干部，這些干部中有中共建黨初期就從事革命工作的資深老黨員，有兩萬五千裡長征的老紅軍，有八年抗戰的新四軍和老八路，有在黑山沃土抗擊日寇13年的抗聯老戰士，還有從朝鮮戰場下來的中、高級指揮員——這些曾經戰功那麼顯赫的干部，每個人的經歷都是一部革命史詩，每個家庭都有著一段故事，那故事有的非常動人、曲折，甚至異常的悲壯和傳奇……
也許計委大院的機關政要太多，也許由於大院的住房水准太過高檔，處處彰顯出“貴族”品質。不知何時起，外界開始把計委大院稱之為“貴族大院”，此名傳播甚遠。對於這一稱謂，無論是褒義的還是貶義的，計委大院的人並不那麼在乎，反倒是大院的孩子們似乎有些得意和受用。因為孩子們在心中，早已在“貴族大院”前面鐫刻上了“紅色的”三個字。
孩子們不比誰的父母官大
上世紀五十年代號召向蘇聯英雄母親看齊,多生孩子的歲月，一家有三五個孩子不算新鮮。有人粗略算過，計委大院總共有近六千個孩子。
計委大院有兩道亮麗的風景線，也是孩子們難以忘卻的共同記憶：
“雨中送傘”——每每上下班時下雨，計委辦公大樓前總會聚集著數百個大大小小的男孩和女孩，爭相為在大樓裡辦公的父母送雨傘。孩子們一隻手撐把傘，另一隻手抱著把傘，站滿了辦公樓前的空地。有的小孩還跑到樓前高高的台階上和警衛戰士搭腔說話。雨很大，天也很冷，但那份溫馨的親情帶來的是無限的暖意。
“中午吃飯”——每天中午十二點，孩子們上完上午的最后一節課，都急忙背起書包、興高採烈地奔向大食堂等著和父母一起吃中午飯。這時，下了班的干部們也三五成群地飛奔來與孩子會合，此刻，食堂裡幾十張桌子圍坐滿了大人和小孩，那個場面充滿了愉悅，熱鬧非凡。吃飯聲、嘈雜聲和低低的笑語聲融和成一片，如同一個超大的家庭在一起進餐。那祥和的氣氛，那歡樂與幸福的感覺讓孩子們記憶永遠。
計委大院的孩子很少去比較誰的父母官大，更少去比較誰的“老子”參加革命早晚，相對於軍隊大院的孩子，他們顯得更為單純些。孩子們一起上學，一起玩耍，但從不關心對方家長的身份和官職。
計委大院的孩子，大多數有過身邊沒有父母監護、脖子上挂著把鑰匙、到點兒就去食堂吃飯、做完功課就去拼命瘋玩的經歷﹔也經歷過與父母一同上“五七干校”、三年飢荒和極左人禍的困擾與磨難。那時，即便像計委這樣“一等一”的國家機關，也拿不出多余的糧食來填飽他們孩子癟癟的小肚皮。記得當時，年幼的弟弟把自己省下來的半個玉米面餅塞進我書包的事，那濃濃的兄弟真情，感動我一生。
大院裡的孩子們大致分為兩撥兒：“老三屆”的大孩子和“六九屆”以后的孩子。
“老三屆”的孩子對政治的敏感和關心幾乎到了瘋狂的地步，他們高唱著“老子英雄兒好漢”的歌子，勇猛地沖向社會，自認為自己是最徹底的革命派。但當他們的理想之夢破滅、政治上受到了愚弄后，情緒又變得十分沮喪。他們憎恨透了那位文化革命的“旗手”。直到現在，隻要聽到或想起她那句“紅衛兵小將你們好”，眼前就會浮現出她那拉長聲調、裝腔作勢的扭捏之態，便會在心理和生理上產生出直想嘔吐的反應。這些博知、好學的大孩子們，意外地從曾在上海、延安工作過的老爸、老媽那裡獲悉到諸多有關那位“旗手”的丑聞和斑斑劣跡，於是“紅都女郎”之類的許多新聞便最早從計委大院的孩子們那裡傳散開來，以致這些孩子和父母都受到“四人幫”爪牙的追查和迫害，吃了不少苦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