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演讲》 邝飚 漫画
“公知”字面意思是什么?
公知从字面可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的缩略词,，“公知”一词更是对那些貌似公正博学，实则摇摆不定，自视甚高，以天下评判为已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纲启蒙责任，诲人不倦的一群文化人。尤其在网络和微博中，第三方提到“公知”多含有讥讽的意思。
“公知”被严重贬义原因何在？
公共知识分子这种代表社会精英阶层的群体,逐渐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说一个人是“公知”，已经带有严重的贬义色彩，甚至还衍生出了“母知”的戏谑、调侃的名词。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名正在污名化，原因何在？
“公知”污名简史
在当代历史上，知识分子这一名称，曾经被打上深刻的政治烙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代名词。鉴于其不佳的政治名声，而被贬称为“臭老九”，为革命群众所不齿。之后，又获得正名，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在当下语境中，他们与工人阶级之间就算不会相互排斥，但也未见得就能相互认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就好像社会肌体上的一段经常发炎的盲肠，虽不至遭遇彻底割除之厄运，但总是让人感到隐隐作痛。
事实上，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公共”的独立性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出现雏形。
21世纪初开始出现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密集谈论，实际上是对学院化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分子群体蜕变状况的严重不满。人们呼吁知识分子重新进入公共领域，关注公共事务，不希望这些受过精英化教育的群体，在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前集体失声。
但2011年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开始被简称为“公知”。当“公共知识分子”被简称为“公知”的那一刻起，这一名称就被严重贬低了。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媒体和言论人士，开始有计划地针对“公知”实施污名化，并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对所谓“公知”的攻击，一般来自几个方面：一种是审判式的，一般是公开的主流媒体上某种观念代言人的受命作文。他们动用话语特权，以一种一成不变的观念和居高临下的口吻，对有争议的现象进行审判。这一类观点往往强词夺理而又外强中干，一旦脱离了其话语特权的保护层，就会变得弱不禁风。另一种是标签式的。这种手法无须论证、无须理由地将“公知”一词污名化，变成一个贬义词，就跟多年流行的“臭老九”、“汉奸”、“四类分子”之类的词汇一样，然后将这样一个脏词扔到对手的身上，自己似乎变得纯洁了并且大获全胜。这种阿Q式的手法，一般出现在网络口水战里。
一般性地在公共领域谈论公共话题，这并非知识分子的特权，而是任何一位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如何成为知识分子的谈论，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很容易在历史上找到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的范例，比如，雨果、左拉、萨特、索尔仁尼琴等作家，以他们的写作，直接干预了现实事件的进程。他们也因之被视作社会的伟大“良心”。但另一类写作者，比如普鲁斯特、卡夫卡之类的作家，却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极度淡漠，他们在私密的空间里完成了对一个内在的精神空间的探索和批判性的摹写。但与他们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就对自己时代的生存经验的揭示和批判而言，普鲁斯特、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在深度和强度上，都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极限。对于这一类知识分子而言，真理即至善。
如果知识分子以追求真理性为其精神活动的终极目标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是唯一能够超越自身社会阶层身份和利益之局限性的群体，是一个不仅可以质疑和批判社会，同时还可以质疑和批判自身的群体。这种质疑和批判性的力量，并非知识分子天然的道德优越性所在，而是“知识真理性”自身的本质规定。现代知识真理，就是建立在不断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
地产商潘石屹发行“潘币”，并在微博上发表言论，而突然“爆红”。潘石屹除了谈论房地产方面的事情之外，还热衷于点评当下社会文化现象，言论时政，宣扬自己的一些价值观。鉴于潘石屹是著名的公众人物，而且又当中国房地产市场陷于某种复杂的处境之时，潘石屹在网路上的表现，引起公众的热切关注和争议。有网友认为，潘石屹越来越像是一位“公知”了。但也有网友认为，潘就是一个商人，而一个以追逐利润为工作目标的商人，企图扮演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来介入公共事务，则纯属“做秀”，云云。
无论潘石屹的动机何在，首先，他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在微博上，这种权利就更毋庸置疑的。在我看来，每一个人都会有多重身份，不可能只有一种单一的身份。任何一个个体在不同的场合里，有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会有不同的身份表达。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职业角色，没有一个人天生就被规定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也是一种自主选择的结果。无论是商人还是知识分子，都不是天然的和一成不变的概念。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现代商业早已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问题，知识经济时代，一个成功的商人，往往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广泛的知识的人士。一些教育不完备的商人，如果他要取得更大的成功的话，他也不得不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这样的话，商人是否能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不是什么问题了。或者说，既然知识分子能够成为商人，商人为什么不能成为知识分子呢？当然，是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作为职业为商人的潘石屹，在某个特定的时空里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并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有人认为，潘石屹之所以能在微博上拥有数百万的受众，实际上是少数拥有金钱、地位，并控制了话语权的“精英”，在刻意引导舆论，而公众也很容易认为这些“精英”的意见很重要，他们希望能从这些成功者口中听到解决一切麻烦的答案，从房价走向、汇率变迁、国家实力的兴衰到教育改革和家庭幸福。但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并不在于其拥有的受众的多寡。知识分子的公共性，首先是因为知识的公共性，其次是因为其所讨论的话题的公共性。民众期待从商人潘石屹的口中听到对时下热点以及一些公共领域的问题的点评，此时，民众对潘石屹的期待，已经不是对商人的期待，而是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期待，或者说，是对社会名流介入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的期待。
然而，一个人是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说，与受众的数量和反馈情况，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看到，网路上那么多拥有成百万受众的文化名流和娱乐明星，他们并没有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甚至经常有网友在一些重大事件上逼他们出来发言，他们也依然选择沉默。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社会精英对舆论的垄断性地位，实际上正在逐步丧失，一个人如果没有超越法律的权力的话，想在微博上垄断话语权，在我看来是自不量力，最终只能自取其辱。互联网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文化的去精英化而准备的。社会精英（尤其是所谓“专家”）在微博上被公众“群殴”的事件屡见不鲜。社会精英可能会比一般网民拥有更多的资讯，尤其是拥有一些非公开化的资讯，但也仅限于此。这并不代表他的意见就很重要和能够左右舆论。
张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