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和童律师等人第一次重访案发现场)
2014-2015年间，她先后找到案发现场附近的农场主赵某、饭店老板霍某，张明同监室的哈某以及案发后去找张明送修车钱的朋友吴某，他们也都是当时结案的关键性证人。可是，对于十年前的证词，这些已经重新拥有了新生活的证人们却始终语焉不详，用一句“记不清了”搪塞过去。
但韦蜀勋为找到他们费尽了力气，张明的朋友吴某，案发后曾证实“车上有血，张明称其用刀将他人刺伤。”
韦蜀勋不信，“年轻时候小吴可是在我家住过，管我叫老娘的人。”只想找到他再问个明白。为此，韦蜀勋先后找过吴某父亲的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吴某妹妹开的美容美发学校，吴某打过工的洗浴中心，听闻他在大胡同做生意，又挨家挨户在大胡同找了好几天，依旧杳无音讯。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韦蜀勋获得了一些有用的线索，可是由于吴某的重名太多，她最初不慎找错成另外一个同名同姓的人，一整天守在别人家门口，最终被别人骂着鼻子赶走。
大儿子担心，劝她别再找了。韦蜀勋怎么肯放弃，愣是找到了在河北承德打工的吴某，他一见到韦大娘就嚷着说：“老娘，怪我那时候太年轻，胆也小，人家一吓我，让我怎么说就怎么说……”
原本以为看到了希望，“恨啊，我当时要是带个录音笔把这话录下来就好了。”韦蜀勋对记者说，本已答应要告诉她当时情况的吴某，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就再也不肯见韦蜀勋了，只一再说自己忙。
真相不在他人的嘴中，韦蜀勋断了这条念想。
母亲的“朋友圈”
韦蜀勋不懂法律也不会上网，但在当年，读过高中的韦蜀勋是个有文化的人，她样貌清秀，在卫生院里工作。别人给她介绍了个对象，那个年代，她就毅然决然抛下在天津的一切，随丈夫去了山东山区里的一家兵工厂，一待就是13年，大儿子、小儿子相继出生。大儿子考上大学，小儿子张明却初中辍学，对小儿子，她总有很多愧疚。
1985年，韦蜀勋带着张明回到天津，她当过临时工、卖过煎饼果子，生活艰苦，但母子情深，生活也就是幸福的。可是，文化水平低、为人义气，在母亲韦大娘看来，这些都给张明日后埋下了“祸根”。
韦蜀勋今年78岁了，张明案发前她已经与丈夫分居，大儿子远在海南，小儿子仍在狱中。她孤身一人，无法像一般的老大娘那样愉快地跳广场舞、上老年大学、带孙子，她的人际圈是律师、狱警、信访人员，也包括记者，都成了她生命中的联系，也是一种支撑。
她生活的内容是不断写信、写材料，韦大娘不会用电脑，所有申诉材料都是她一笔一划写成，字迹清秀却饱含泪水。她给全国人大、最高法、最高检信访办写信，都石沉大海。她也去北京，两年多跑了10趟最高法信访办，聊起来发现身旁一个南方人一年跑了40趟都没有排上队，她沉默了;她又去最高检，工作人员告诉她，按照规定应先由河北省高检提起抗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