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蜀勋这些年来寄出的申诉挂号信存根)
她还有一点捱板，某一次申诉，需要张明的委托书，她就急得给监狱打电话，后来连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了，“大娘，我都点你半天了，你就不知道自己手写一封么?”慢慢的，韦蜀勋学“聪明”了，不抽烟的她还随身带烟，带一整条的黄金叶。
但河北省高检控申处的座机号，大概是这世界上最难打通的电话之一，只有童律师，每月去一次石家庄，能见到控申处处长高颖茹本人。
童律师每去一次，就回来告诉韦蜀勋“最新情况”，“高处长已经亲自看过案卷了，表示确实有问题。”“但是高处长忙啊，一个处室只有4个人，积压了180个案子，院里不配备人手根本忙不过来。”“高处长还对我说了，看到网上好多人骂她，骂她就好了，才能引起院里重视。而她本人，明年3月就要正式退休了。”
到底能有什么办法让河北省高检动起来?对于现在唯一的希望，韦蜀勋一筹莫展。童律师也有很多案子要忙，律师并不是只有她这一位当事人，而她的世界里好像就仅剩下这一件事了。
朋友帮她找到一位天津市检察系统的检察官，对方建议：让张明找驻监狱的检察官反映情况;去河北省政法委信访办反映问题;上网让更多人了解到她的不幸。
张明称找不到人，韦蜀勋也不会上网，看起来只有第二种办法可行，韦蜀勋重新燃起了希望，彻夜整理起材料。而且这次，有朋友答应要陪她一起去河北，她终于不再形单影只。
为了替儿子伸冤，她以一个母亲的力量独自苦苦支撑。2013年8月，最高法工作人员建议她找到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可以走最高法代表委员联络室的途径以省去排队的等候，回津后，她找了整整一年，竟真的通过大儿子所在单位的一位上届代表，找到了愿意帮助她的人——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教授张凤宝。张教授同情韦大娘的遭遇，在看过材料之后认为确实存在很多疑点，“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能帮就帮”。2014年他陪同韦蜀勋一起赴京递交材料，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又再次为大娘呼吁。
2016年7月，河北省最高法以报告形式回复张凤宝委员，对于他所关注的张明故意杀人一案，“认定原判定罪量刑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